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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丨导弹飞天:钱学森如何突破技术封锁

陈赓大将是铁汉子。在筹建“哈军工”的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劳累,陈赓的心绞痛便已频繁发作。1957年冬陈赓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副团长与钱学森一起去苏联,回国之后突发心肌梗死,不得不在医院休息三个月。此后,他胸口常痛。他却如同“拼命三郎”,依然超负荷工作。1960年夏,陈赓第二次心肌梗死,经过抢救才从死神魔爪下逃脱。到了冬日,胸口疼痛加剧,他仍坚持工作。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因第三次心肌梗死而病逝于上海,终年仅58岁!陈赓在逝世前一天,还在为他的《作战经验总结》写作序言……

原来,他以往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也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正职没有太多行政事务,他可以专心于研究工作。然而,在中国,他作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行政事务一大堆,无法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所以他主动请辞正职。领导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当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着手P-2型导弹图纸的复制和技术资料的翻译。到了1958年8月,任新民发现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没有火箭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的资料。这是决定导弹能不能出厂、能不能投入发射的关键性技术资料。任新民去询问苏联专家,他们的答复是:“等你们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这怎么行呢?显然,苏联在提供这样已经淘汰的导弹的资料时,还留了一手!

柳鸣记得,当他再度担任聂荣臻秘书时,聂荣臻的工作重心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工作,而是在领导全国、全军的科学工作。

这32吨液氧运达基地后,经过化验,完全合格。可是,苏联专家组长契尔柯夫却说:“我们苏联的液氧是专门生产火箭推进剂的工厂生产的,你们是化肥厂生产的,让人不放心。”当时的决定权在苏联专家手中,由于契尔柯夫的反对,这批国产液氧只好全部报废。

“东风-1号”这名字,取义于“东风第一枝”。当时,中国组建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地地导弹营”,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东风第一枝”。

也就在这个时候,在钱学森的领导下,1964年12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根据苏联“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仿制成功“红旗-1”型导弹。

10月27日,“1059”导弹安全运抵发射场。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从1960年3月开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不再是钱学森,而是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钱学森改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副院长。

当陈赓的骨灰盒用专机运送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钱学森闻讯赶往机场迎接。他对陈赓大将的突然去世,深感悲痛。

那天,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时候。赫鲁晓夫临行前给涅杰林下达任务的时候说:“当我赴美国谈判,我的脚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时,你要给我放一枚导弹,吓唬吓唬美国人。”

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清楚表明,苏联开始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15日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这时候,“1059”导弹的“心脏”——发动机要进行试车。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负的责任更重了,1960年成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大发展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调入的大学毕业生达4000多名,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党政干部、复员军人达9000多名,共计13000多人。

耿青精心组织、精心指挥“1059”的押运工作。1960年10月23日0时45分,一趟由18节客、货和特种车箱组成的专列,载着“1059”导弹,从北京的永定门车站启程,驶向酒泉导弹试射场(当时的代号叫“20基地”)。耿青知道最精密的水平陀螺仪是“1059”的关键部件,为此专门成立了以他自己为首的5人“保姆”小组,轮换抱着坐在软席卧铺上,确保水平陀螺仪安全运抵基地。

按照这步骤的第一步,就是仿制。

钱学森坐镇指挥,仔细检查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在发射前夕,突然发现导弹舵机有漏油现象。这是极为严重的技术故障。经检查,原因是舵机油压轮泵光洁度不符合要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新的部件,重新组装。技术人员在严寒中连续奋战,终于排除了这一故障。

为了落实中央军委的决定,1960年9月,成立了“1059”导弹首次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上将为主任,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

这是钱学森再三主动要求的。

柳鸣跟随聂荣臻多年。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柳鸣就是华北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组组长。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这天徐向前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但徐向前因病休养,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工作。同时,聂荣臻还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当时,聂荣臻还兼北京市市长,工作非常繁忙,调来4位秘书在身边协助总参谋部工作,其中的秘书之一就是柳鸣(在北京市政府里聂荣臻还有别的秘书)。当时柳鸣只有22岁。1952年9月,聂荣臻随彭德怀到北京郊区视察国防工程,由于过度劳累,聂荣臻在回到办公室后突然摔倒在地板上。好在这时候朝鲜战场上大规模的战役已经停止,中央批准聂荣臻暂时离职休养,他在总参谋部的工作由粟裕接替。

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终于发射成功!

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倡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柳鸣说,聂荣臻反对搞空头政治,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不搞按照“四个第一”评所谓的“四好”。

然而,试车要用的推进剂发生了麻烦。“1059”导弹所用的液体推进剂是液氧和酒精。其中的酒精是燃料,而液氧则是高度浓缩了的氧。点火之后,酒精迅速燃烧,产生极大的推力,推动火箭前进。按照中苏双方签订的合同,酒精是由中方生产,而液氧是由苏方提供。然而,这时生产液氧的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意外事故,苏方无法供应液氧。于是,中方请吉林化肥厂以最快的速度,在5天之内生产了32吨液氧。

1960年3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完工。

在三枚“1059”导弹都试射成功之后,“1059”导弹投入了小批量生产,以满足部队的需求。

9时2分28秒,发射指挥员下达了点火命令。火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发射台包围在浓烟之中,“1059”导弹尾部发出一团亮光之后,迅速腾空。先是垂直上升,然后在制导系统的控制下,转弯,飞向预定的目标。

在1960年12月,酒泉基地又发射了两枚“1059”导弹,都获得成功。

钱学森发表即席讲话:“聂帅说,中国的科技人员并不比别人笨,这是客气了。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有聪明智慧,我们还能够艰苦奋斗。只要国家给了任务,大家便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直到牺牲,也不泄气。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落后,不怕困难多。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能够赶上去!”

10月28日,“1059”导弹进入技术阵地进行单元和综合测试。

柳鸣说,在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时候,部队里少数军官有过议论,认为钱学森没有革命资历,又不是长征干部,怎么给他那样高的职位,那么大的权力?聂荣臻驳斥说,钱学森是大科学家,是冲破美国重重封锁归来的大科学家,有着高度的爱国热情,我们应当充分尊重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聂荣臻还说,钱学森很直率,而且有能力,对党忠诚。聂荣臻喜欢钱学森学问高而不自傲。

仿制P-2型导弹工作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当时全国直接和间接参加仿制的单位有1400多个,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和商业等各个领域,其中主要承制厂就有60多个。

柳鸣记得,600万彩票-登录页面1960年苏联专家撤退之后,6月间,聂荣臻从外地回来,请钱学森、王秉璋、王铮谈工作,那一次柳鸣参加了会议。地点是在赫鲁晓夫来北京时住过的那幢楼的一楼小会议厅里。钱学森发言,谈了苏联专家撤退之后的导弹研制规划:首先是抓仿制的“1059”导弹,在短时间内完成试射,打响第一炮。接着研制自己设计的导弹,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在“1059”导弹基础上研制短程地对地导弹,射程是400千米;第二步是研制中程地对地导弹,射程是2000千米;第三步是研制远程地对地导弹,射程是4000千米。聂荣臻听了钱学森的汇报之后,肯定了这“三步走”的计划。聂荣臻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仿制苏联的“1059”导弹发射成功,从中吸取经验。我们的导弹工作,不要看不起仿制,仿制是利用别人成功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们在仿制中积累经验,再开始自己的设计。当年,苏联的导弹就是仿制德国的导弹才获得成功。

“1059”导弹的诞生

聂荣臻一到达,就开始视察发射现场,他说:“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导弹,试验工作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

张爱萍上将跟陈赓一样,也是一位儒将。张爱萍是一位“将军诗人”,他又喜欢书法、摄影。正是由于张爱萍有着相当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广,所以他跟钱学森认识之后,很快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就弹道导弹而言,按照射程分为短程弹道导弹(又称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远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它们的划分标准可以用简称“1、3、8”来划分,即射程为1000千米以下的弹道导弹称为短程弹道导弹,射程在1000—3000千米的弹道导弹称为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在3000—8000千米的弹道导弹称为远程弹道导弹;射程为8000千米以上的弹道导弹称为洲际弹道导弹。

派谁安全、稳妥地把“1059”押运到试验场呢?

紧接着,聂荣臻前往北戴河。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面对苏联的背信弃义,在北戴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说道:“我们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难还的。我看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会议着重讨论苏联专家撤退使得中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所造成的困难。柳鸣和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安东少将一起从北京乘小飞机来到北戴河。聂荣臻在会议上谈了钱学森关于导弹研制工作分三步走的规划,得到会议的肯定。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再次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中苏关系明显地开始紧张。

清晨,酒泉基地的气温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天气良好,天空一片瓦蓝。

“1059”导弹在一家废弃的飞机修理厂的厂房里进行总装。

“1059”导弹的发射成功,清楚表明钱学森的现场判断能力和指挥能力是无懈可击的。

正是根据聂荣臻指示,为钱学森加强警卫,配备一整套工作班子,使钱学森能够顺利开展研究工作。聂荣臻对钱三强也很尊重,聂荣臻和钱三强都有着留学法国的经历,更有共同语言。

钱学森为什么从正院长“降”为副院长呢?

柳鸣说,聂荣臻是把军事上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用到了国防科研上,抓“两弹一星”。由于聂荣臻是国务院副总理,可以调动钢铁、木材、水泥、铜铝铅锌等物资到国防科研战线上去。柳鸣透露,当时中国研制原子弹大约花了30亿元人民币,而研制导弹大约花了10亿元人民币。

军令如山。那位姑娘花了4小时就排除了故障。不过,她的嘴歪了——那是急歪了的!

柳鸣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是在1956年6月1日,在北京三座门召开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上,聂荣臻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钱学森是委员会的成员。柳鸣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所以与钱学森有了许多接触。在柳鸣的印象中,钱学森很随和。 当钱学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作导弹讲座的时候,柳鸣也去听,他觉得钱学森的讲座很注意通俗易懂。

“争气弹”终于飞上天

11月3日,“1059”导弹的单元和综合测试合格,运往三号发射场区,吊到起竖托架上,像一把利剑,直刺蓝天。

“钱学森主持全院的研究设计工作,把行政工作免去,发挥你科学家的作用,把五院的科技工作全抓起来,可以选几个助手协助你工作,要有参谋,把你的意图传达下去,党委和政治机关要保证。”

柳鸣说,时尚新闻聂荣臻与钱学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键在于聂荣臻充分尊重知识分子。聂荣臻强调,从战争转到国防科研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转变的过程,不能用带兵的办法带领知识分子。在国防科研中,要充分尊重知识,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

由于那个反对使用中国液氧的苏联专家契尔柯夫也撤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采用国产的酒精和液氧作为推进剂,1960年10月17日进行“1059”导弹发动机的90秒点火试车,获得成功。这表明,“1059”导弹发动机以及推进剂工作正常。

当晚,聂荣臻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已经报告毛主席,同意明天发射。

耿青当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常委、科学技术部部长,既是党政干部,又是技术干部,钱学森称之为“两栖人才”,集指挥才干和科技能力于一身。

柳鸣担任聂荣臻秘书两年半之后,曾经被分配到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柳鸣未能去苏联留学,又重新回到聂荣臻身边担任秘书。

柳鸣说,钱学森的机缘很好,钱学森回国之时,正是新中国的“两弹”研制工作准备上马的时候。钱学森能够在聂荣臻这样理解他、尊重他的元帅领导之下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可以说很幸运,聂荣臻为他创造了极好的工作环境。再说,钱学森本人胸怀宽广,肚量大,所以即便在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排斥的时候,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聂荣臻元帅“靠边”,钱学森受到某些胸襟狭小的领导的不公正对待,连中共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一度处境很不好,但是钱学森仍坚持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钱学森在那时候,非常怀念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元帅也说:“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习跑步。”

聂荣臻元帅在宴会上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中国第一枚导弹的发射日子临近了。

1967年6月,“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研制成功,开始装备部队。

聂荣臻把导弹研制规划报告送交周恩来总理。

加完推进剂之后,发生异常:导弹的弹体往里瘪进去一块。

从此,钱学森得以“把行政工作免去”,专心于科研领导工作。不过在中国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钱学森也无法置身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外。例如在“大跃进”年代,钱学森在从事火箭、导弹研究的同时,也要去打麻雀、灭蝇蛆,参加“除四害”运动[3];在所谓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1965年7月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四清工作团副团长”,他与工人一样在车间里坐在小马扎上,学习“四清”文件,接受“社会主义运动”教育。

1958年9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了仿制苏联的P-2型导弹工作。中国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在1959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之际完成仿制。

作者:叶永烈

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那就是:“先学楷书,后写草书。”

毕竟这是一场巨大的导弹事故,中国方面很快获得相关情报。这一事故距离“1059”的预定发射时间只有20天,而“1059”却是中国导弹的“头胎产儿”。聂荣臻元帅叮嘱:一定要沉着、冷静,做到万无一失。

聂荣臻和钱学森商定的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的步骤是: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采用“东风”的汉语拼音开头字母“DF”,“东风-1号”也被缩写为“DF-1”。

苏联专家组长施尼亚金是苏联导弹发动机工厂的总工程师,对中国非常友好。尽管他的上级再三强调,要对建造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技术保密,他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中国建造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在他奉命调回苏联时,他对中国朋友说:“将来中苏关系恢复友好了,我还要到中国来,看望中国老朋友。”为此,他在回到苏联之后,背上了“泄密”的罪名,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施尼亚金始终记得自己离开中国时说的话。1993年秋天,90岁高龄的施尼亚金自费来到中国,看望老朋友,受到热烈欢迎。

聂荣臻元帅还说,从仿制入手,“爬楼梯”,大练兵。

柳鸣说,聂荣臻要他当场就把报告写出来,请钱学森阅定。后来,聂荣臻又找钱学森,对报告进行修改,即把导弹三步走的射程,从近程400千米、中程2000千米、远程4000千米,修改为短程700千米、中近程1200千米、中程2400千米,更加适合中国国防的实际需要。钱学森很佩服聂荣臻的战略眼光。另外,对这三种导弹制定型号,分别为“东风-1号”“东风-2号”“东风-3号”。这样,就把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后的中国导弹研制工作,规定了明确的方向和步骤。

赫鲁晓夫下令发射的是苏联刚刚研制成功的东方号运载火箭(用以运载月球探测器)。在拜克努尔发射场发射前夕,发现一级发动机氧化剂和燃料管路内的高温隔膜故障。按照规定,必须把已经装好的液体燃料全部卸载,才能进行修理。涅杰林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全部卸载液体燃料,就不能在赫鲁晓夫“脚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的时候发射P-16洲际导弹,涅杰林明白将因此遭受沉重的政治压力。于是,他就在不卸载液体燃料的情况下冒险抢修。这时,第二级引擎不知何故突然猛烈燃烧,引发满载的液体燃料大爆炸,燃起冲天大火,涅杰林等100多人当即全部牺牲。事后,人们在现场只找到涅杰林两件遗物,即烧得只剩半块的炮兵主帅肩章和熔化掉的保险箱钥匙。

1960年9月,第一枚“1059”导弹总装圆满完成。

聂荣臻的话,透露出对钱学森的无比信任。

指挥中心不断传来各跟踪台站“发现目标,飞行正常”的报告。

1965年4月19日,第七机械工业部召开自行设计的“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研制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红旗-2”型总体设计方案。

此后,中国大约生产了12000枚“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为确保领空安全作出巨大的贡献。

7分32秒后,飞行了550千米的“1059”导弹准确击中目标。

1960年11月5日,是中国导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两弹”中的一“弹”。

钱学森仔细思量,派出他的得力助手耿青担当这一重任。

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供应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0吨不锈钢材用于仿制导弹,也遭到苏方反悔。原定在1959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之际完成仿制的“1059”导弹,也不得不延期了。

正好聂荣臻元帅在现场,三人请他作最后裁决。

面对严峻的形势,1960年10月中旬,陈毅、聂荣臻、陈赓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大型宴会,宴请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钱学森应邀出席。

其中最为“刁钻苛刻”的零件是导弹发动机液氧阀门的密封垫圈,按照苏联图纸的规定,必须用3岁公牛犊臀部的牛皮制作,而且这臀部的牛皮上必须没有鞭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一时找不到“没有鞭伤的3岁公牛犊臀部的牛皮”,就用别的材料代替,效果也不错。

“1059”导弹射程为550千米,属于最“起码”的短程弹道导弹。但是,“1059”导弹的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导弹研制史上零的突破。

11月4日,在张爱萍、陈士榘两位将军和钱学森的陪同下,聂荣臻元帅从北京飞抵酒泉发射场。

聂荣臻元帅听说这个故事之后,作了指示:“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

状况连连,就在这时候,总设计师向钱学森报告,说是零点触发发现故障。钱学森马上下令把负责这一问题的技术员找来,一个扎小辫子的、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姑娘来了。钱学森用命令式的口气对她说:“必须在十小时内排除故障!”

聂荣臻秘书柳鸣的回忆

钱学森在回国之初对彭德怀元帅说的那段话,完全被中国导弹发展历史证实:应当建立一支研制导弹的专业队伍。美国军方从着手研制导弹,到试制成功第一枚导弹,大约花费了10年时间。中国可以比他们快,花费5年时间就可以试制成功第一枚导弹。

1964年2月27日晚,一枚“1059”导弹撩开神秘的面纱,被送到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半个月后,“1059”导弹按上级指示改名为“东风-1号”导弹。

一切就绪,钱学森下令,开始往火箭里加注推进剂。

在钱学森的领导下,“1059”的仿制工作克服一道又一道难关。

叶永烈著,《走进钱学森》,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9月。

发射“1059”导弹,不仅没有因为苏联专家的撤走而推迟,反而加紧了发射的准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陈赓大将由于患病,研制导弹的领导工作由张爱萍上将替代。

就在这个时候,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苏共中央斥责中共中央是“教条主义”,而中共中央则批评苏共中央是“现代修正主义”。

聂荣臻说:“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就同意发射,因为这是技术问题,技术上钱学森说了算。如果只有司令员和参谋长两人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同意发射。”

当晚,在酒泉基地的庆祝酒会上,聂荣臻元帅高举酒杯说道:“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带领着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林爽、谢光选等一大批优秀专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前进。

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反过来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后来,他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的荣誉性职务。

仿制需要图纸和资料。1958年6月,苏联提供的第一批P-2型导弹的图纸资料运抵中国。

耿青本名杨朝汉,乃羊枣(原名杨朝)之子。羊枣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国际问题专家和军事评论家。在父亲的影响下,耿青16岁参加新四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耿青在战火中成长,亲历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直至西藏平叛。1959年春,原本是师政委的耿青突然被从西藏调到钱学森身边,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科学技术部部长。作为科学技术部部长,不可不懂科学技术。38岁的耿青以惊人的毅力,夜以继日钻研俄语、英语、高等数学、高能物理学、导弹学、军事系统工程学,变外行为内行,成为钱学森所说的“两栖人才”。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用国产推进剂发射“1059”导弹,时间定在1960年11月5日。

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正在起步的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遭到极大的困难。聂荣臻秘书柳鸣见证了在那困难的时刻,在聂荣臻的统帅下,钱学森鼓起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总摊牌的日子到了: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自12天后的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的在华专家,废除双方签订的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1960年2月5日,“1059”导弹的第一个大部段——酒精贮箱仿制成功。接着,其余7个大部段也相继完成。

苏联方面对涅杰林之死严格保密,只是宣称死于“飞机失事”。

钱学森接到报告,马上赶往现场,爬上发射架。他在仔细察看故障之后,作出判断。他说,弹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他分析了弹体瘪进去的原因:当年,他在美国做过壳体研究工作,知道这是在加入推进剂之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导致内外压力差过大,就瘪进去了。在点火之后,箱内要充气,弹体内压力会升高,弹体到时候会恢复原状。于是,他认为可以照常进行发射。

1960年4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在关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安排的会议上指出:

从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归来,到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制的“1059”导弹发射成功,前后整整5年。

就在“1059”导弹准备从北京运往酒泉导弹试射场的时候,1960年10月24日,苏联发生了一次世界上最惨烈的导弹悲剧,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炮兵主帅和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以及发射场上的160名工程科技人员全部遇难!

1960年6月2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向中央军委报告,争取在1960年国庆节前后完成第一批导弹的仿制任务,并进行飞行试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谭政和林彪等圈阅了这份报告。叶剑英、聂荣臻和刘伯承作了重要指示。

当然,导弹从短程到中程到洲际,需要时间,需要逐步提高研制水平。

钱学森强调,在仿制工作中,仍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苏方留一手,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克服。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钱学森有条不紊地指挥着“1059”导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这毕竟是第一次发射,酒泉基地司令员、参谋长出于小心谨慎,不同意发射。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钱学森、酒泉基地司令员、参谋长3人签字同意发射,才能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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